習近平同志在中共十九大《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報告中指出:“社會主義文藝是人民的文藝,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進行無愧于時代的文藝創造。要繁榮文藝創作,堅持思想精深、藝術精湛、制作精良相統一,加強現實題材創作,不斷推出謳歌黨、謳歌祖國、謳歌人民、謳歌英雄的精品力作。”這一報告突顯了人民為本的思想情懷,堅持了社會主義文藝的根本方向,立意高遠、針砭時弊,對我們當下文藝理論與創作實踐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我們需要深刻學習與領會。

人民為本的思想情懷也一以貫之地體現在習近平同志的其他重要論述中。早在2015年,習近平同志《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就已經指出:“人民既是歷史的創造者、也是歷史的見證者,既是歷史的‘劇中人’、也是歷史的‘劇作者’。文藝要反映好人民心聲,就要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這個根本方向。這是黨對文藝戰線提出的一項基本要求,也是決定我國文藝事業前途命運的關鍵。只有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真正做到了以人民為中心,文藝才能發揮最大正能量。以人民為中心,就是要把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為文藝和文藝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把人民作為文藝表現的主體,把人民作為文藝審美的鑒賞家和評判者,把為人民服務作為文藝工作者的天職。”習近平同志的講話,是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繼承和發展。在此,我們有必要回顧一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發展歷程。

恩格斯在《詩歌和散文中的德國社會主義》一文中提出文學創作中的一些重要原則。在恩格斯看來,文學作品應該對現實關系作真實的描述,應該把人物、事件的描述同特定的社會歷史環境聯系起來,同時文學應該正面歌頌“倔強的、叱咤風云的和革命的無產者”。恩格斯在這里提出的文藝要歌頌無產階級的思想,在文藝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革命的無產者”是馬恩時代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文藝要謳歌社會進步力量,這一具體的文藝評論不僅堅持了唯物史觀,而且這一重要的見解像一根紅線一樣貫穿于馬恩經典作家的全部文藝論述中。

1927年,魯迅先生在黃埔軍校的一次演講中曾說過:“現在中國自然沒有平民文學,世界上也還沒有平民文學,所有的文學,歌呀,詩呀,大抵是給上等人看的……”“有人以平民——工人農民——為材料,做小說做詩,我們也稱之為平民文學,其實這不是平民文學,因為平民還沒有開口。這是另外的人從旁看見平民的生活,假托平民底口吻而說的。”魯迅先生在演講中指出,必待工人農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學。魯迅先生雖沒有在演講中明確回答文學“為什么人”和“怎樣為”等問題,但通篇都顯示出他對“民”(更準確地說是對平民)的關懷和建立真正的平民文學的期待,魯迅先生是為平民代言。他還說,“好的文藝作品,向來多是不受別人命令,不顧利害,自然而然地從心中流露的東西”。從《新青年》時代開始,魯迅先生就以睿智而深刻的理性精神和強健而堅韌的自由意志從事文學活動,既堅持了符合藝術目的性的自覺的審美創造,又充分地展開了以情感因素為旨歸的自由的審美創造。在魯迅先生看來,好的文藝作品是自然而然、情不自禁地創造出來的,如果一味強調創作理性有意識地控制,那樣的作品就會矯情、失真。文藝創作猶如童心的復活和再現,本來應是自然、純真的感情之流露,倘若有意為之,往往事與愿違。魯迅用做夢和說夢的不同來說明這個道理:“做夢,是自由的,說夢,就不自由。做夢,是做真夢的,說夢,就難免說謊。”文藝創作就像做夢似的,作家一任自己的感情自然流淌,從而獲得藝術的真實。“變戲法”的藝術也是一樣,倘若有意而為,就會虛假;如果無心而作,反而有真。“幻滅之來,多不在假中見真,而在真中見假。”有意為之、裝腔作勢之作,最易引起讀者大眾的幻滅之感。

還有一段歷史公案也大致能夠反映出魯迅先生的上述思想。1929年9月,梁實秋在《新月》2卷6、7號合刊發表《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和《論魯迅先生的硬譯》兩篇文章,用他的精英意識奮力回擊魯迅關于文學具有階級性的思想。梁實秋認為,無產者首先應該甘于忍受自己的不平等命運,但不要團結起來形成一個階級,然后,再通過“辛辛苦苦誠誠實實的工作一生”使自己成為一個有產者。人是不平等的,但階級卻是沒有的。無產者可以成為有產者,有產者也可能成為無產者。為了更有效地攻擊這種把無產者聯合起來的階級意識,梁實秋特別諷刺魯迅翻譯的蘇聯文藝批評家盧那察爾斯基的論文集《文藝與批評》是“硬譯”和“死譯”出來的東西。魯迅先生在1930年3月上?!睹妊吭驴返?卷第3期上發表《“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予以反駁,文章題目中的兩個雙引號,指的就是梁實秋的那兩篇文章。魯迅提出所謂永恒人性其實是虛偽的。雖然有產者和無產者“都有喜怒哀樂,都有戀愛”,“窮人決無開交易所折本的懊惱,煤油大王那會知道北京檢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饑區的災民,大約總不去種蘭花,像闊人的老太爺一樣,賈府上的焦大,也不愛林妹妹的”。有產者的喜怒和戀愛與無產者的喜怒和戀愛,是不同的兩回事。

我們都知道,馬克思以前的各種社會觀或者把社會理解為人群共同體,或者理解為人的外部環境。其實質都是把社會理解為外在于人的獨立實體,都是一種實體化的社會觀。實體化的社會觀是人們對社會經驗直觀的產物,是以頭腦當中的抽象的人為出發點的,這樣,人的生命的豐富性就被抽象掉了,人不再是“有感覺的、有個性的、直接存在的人”,而是“抽象的、人為的人,寓言的人、法人”。從這種抽象的人出發,就不會真正理解由真實的人所構成的社會。馬克思在批判各種已有的社會觀和社會理論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的社會觀。他認為,為了真正理解社會,“首先應當避免重新把‘社會’當作抽象的東西同個人對立起來。個人是社會存在物”。在這里,馬克思確立了理解社會的出發點——“個人”。這里所說的個人是現實中的個人,也就是說,這些個人是從事活動的、進行物質生產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質的、不受他們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條件下能動地表現自己的。

魯迅先生認為,真正的藝術家應該具有“進步的思想和高尚的人格”,從事革命文學創作的作家藝術家要做“革命人”。他說:“我以為根本問題是在作者可是一個‘革命人’,倘是的,則無論寫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學’。從噴泉里出來的都是水,從血管里出來的都是血。”革命作家在個人的自由創造中,只有融入了深厚的革命情感和進步的社會意識,才能寫出革命文學。人不能在一剎那命令自己具有某種情感或不具有某種情感,人的情感是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積淀而成的,它像噴泉里的水、血管里的血,在創作過程中自然而然地流淌出來。因此,從事革命文學創作的作家,必須先在革命的血管里面流淌幾年。同樣值得注意的是,魯迅雖然沒有如恩格斯那樣直接提出文藝應該正面歌頌“倔強的、叱咤風云的和革命的無產者”,但為人民寫作、為人民代言是魯迅先生一生的追求,他無愧于“民族魂”的稱號。只可惜魯迅的精神并沒有在中國知識界及文人中真正扎根。

毛澤東出身農家,懂得農民的辛酸與悲苦、理想與追求。因此,農民問題是他從青少年時代開始一直關注的大問題。他對農民在歷史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給予了高度評價:農民是人民的絕大多數,是革命的脊梁,革命的根本問題就是農民問題。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中多次提出了文藝大眾化問題,并提出“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群眾服務”的思想。他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特別提出人民群眾歷來是作品“夠資格”和“不夠資格”的唯一評判者,并嚴肅地提出文藝要塑造新人形象的要求。他說:“有的同志想:我還是為‘大后方’的讀者寫作吧,又熟悉,又有‘全國意義’。這個想法,是完全不正確的。‘大后方’也是要變的,‘大后方’的讀者,不需要從革命根據地的作家聽那些早已聽厭了的老故事,他們希望革命根據地的作家告訴他們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毛澤東的講話,澄清了當時延安文藝界的一些糊涂認識,發展了恩格斯提出的文藝要“歌頌倔強的、叱咤風云的和革命的無產者”的思想,對無產階級文藝的發展和繁榮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但哪些人是“新的人物”,他們“新”在哪里,毛澤東當時并沒有具體解釋。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等論著中,把能否改變社會環境確立為新人的重要標志。他們認為思想是重要的,但思想本身并不能實現什么東西,“為了實現思想”,必須有“使用實踐力量”去“改變舊環境”的新人。

人民性是毛澤東文藝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毛澤東的人民性思想傳承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傳統,并結合中國革命和中國歷史的具體情況進一步發展和完善。毛澤東的人民性思想也催生了文藝新作的涌現,使當時的解放區產生了一批堪稱經典的小說、戲劇、詩歌等作品,它們至今依然具有認識價值和歷史價值。毛澤東人民本位文學觀的確立打破了中國傳統的“載道說”“娛樂說”的文學觀念,體現了新文藝底層關懷的人文精神。這種文藝觀雖然質樸,不乏很強的目的性,卻也在客觀上推動了文藝啟蒙作用的實現,在中國歷史上真正解決了“為什么人”和“怎樣為”的問題。

1979年10月,鄧小平在《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辭》中重新提出社會主義新人問題。他說:“我們的文藝,應當在描寫和培養社會主義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豐碩的成果。”80年代初,我國文學界結合對改革題材作品的評價對社會主義新人及其塑造問題從理論上進行了探討。塑造和描寫新人是社會主義文藝根本的、一貫的要求。根據歷史條件和歷史任務的不同,恩格斯曾把這些新人稱為“倔強的、叱咤風云的和革命的無產者”,蘇聯文學界稱之為“社會主義英雄人物”,我國80年代以前稱之為“工農兵英雄人物”。進入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時期,在改革的形勢下,一代社會主義新人正在成長。因此,文學界普遍認為,塑造社會主義新人形象,是新的歷史時代的必然要求,是社會主義文藝推動社會前進的偉大職責。

在什么是社會主義新人的問題上,評論界看法尚不盡一致,較普遍的看法認為,社會主義新人應當是多種多樣、多姿多彩的,不應該是一個模式、一種類型。它的基本思想特征,應該是既體現社會主義的理想,又在性格、才智、情操等方面具有新的境界、新的氣質。社會主義新人,不論是正在成長的或已經成熟的,不論出現在硝煙彌漫的戰場或日常平凡的工作崗位,不論性格、經歷、命運、業績如何,都是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積極參與者和捍衛者,都有大無畏的主人翁精神和歷史首創精神。社會主義新人的提法既繼承了社會主義文藝堅持塑造新人的先進性,又適應我國新的形勢,把新人的范圍擴大到包括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各行各業的社會主義勞動者和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

不難看出,從馬恩經典作家提出文藝要歌頌“倔強的、叱咤風云的和革命的無產者”、魯迅倡導“平民文學”,到毛澤東提出“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群眾服務”、鄧小平提出“應當在描寫和培養社會主義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豐碩的成果”,直至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提出“把人民作為文藝表現的主體”,雖所指的對象和表達的語匯有所不同,但人民情懷卻是一致的。不過一個棘手的問題是,“人民”本是個政治術語,在文藝理論與創作實踐中如何界定人民,馬恩經典作家沒有給我們現成的答案。

理論工作者的任務是要認真界定“人民”的具體范疇,做深入細致的分析和研究,在社會主義民主與法治的基礎上,對人類思想史上有關人民以及人民主權的學說進行全面的梳理,重建一個適宜于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人民概念,這是理論工作者責無旁貸的使命和義務。

(作者單位:上海社會科學院思想文化研究中心)